1871年,随着从伦敦到上海的海底电缆敷设完成,两地信息传递从之前六到八周缩短到几小时,中国被纳入全球化信息体系之中。
这使得中外期货贸易成为可能,上海很快成为远东最重要的外贸和中心。但这之外的中国,依然是一潭死水。
阿尔文·托夫勒在《力量转移》一书中指出,从古至今,权利分配经历了三种力量更替:暴力、财富和知识,以信息为基础创造财富体系的崛起,是当代经济最重要的事情。
现代社会,信息已成为战略资源,掌握信息的多寡、快慢、深浅,往往是决胜的关键。不过,决定如何获取和组织信息的,则是主体意识和格局。
日本从1869年开始引入电报技术,此后广派人员赴欧学习,甚至不惜举债发展,最后国内广布电报局,与欧洲不相上下。
但同时期的中国,却因害怕“破坏风水”而电报业。对于敷设到上海的电缆,清政府禁止其上岸登陆。英国、丹麦等公司置之不理,才先后架通了上海吴淞和厦门等线路。
关于电报线,清廷争吵了近十年,直到1879年日本并侵吞琉球事件,为了加强海防才不得不开始敷设。
即使形势如此不堪,李鸿章1880年奏设的电报线仍是从天津到上海。他虽然深知北京通电的意义,但“颇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悉,或滋口舌,是以暂从天津设起,渐开风气”。
但时代从来不等任何人,中国被越甩越远。没有变革的决心和勇气,再多信息和知识在眼前也是无济于事。
1966年,在欧洲标准通讯实验室的高锟发表了《光频率的介质纤维表面波导》,论证了玻璃纤维作为光传播介质并用于长距离通信的理论。
光纤把信息传递带入了“”时代,无论是速度还是内容都呈几何式增长。它带来的不仅是科技进步,还有今日因信息广泛传播而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变革。
奥巴马盛赞高锟:“你的研究完全改变了世界,促进了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,世界欠你一个极大人情。”2009年,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,以表彰他的开拓性成就。
不过最初,把光与玻璃结合这一出奇构想并未得到世人认可,甚至被说成是“痴人说梦”。
面对多方质疑,高锟却信念坚定。论文发表后的几年,他除了带领团体改进实验效果,还到世界各地推广自己的理论。
有一次,妻子责备高锟回家吃饭晚,他却说:“别生气,我们正在做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,终有一天它会震惊全世界。”
1971年,美国康宁公司制造出世界第一根光纤;1992年,光纤9000公里传输任务试验成功,由此开启了全球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时代。
高锟说:“做事固执、冥顽不化,可能不是好品质,但所有科学家都应该固执己见,一旦认准的路,就要百折不回走到底,撞上南墙也不回头,否则的话,你永远不会成功。”
1992年,一个初中没毕业的中国农民也固执地想搞光纤产业,想加入到世界信息大潮中。
上世纪80年代初,崔根良退伍回到苏州市吴江县七都乡。他做过乡织服厂厂长、乳胶厂厂长,每次都是不到一年时间就让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,步入良性发展轨道。
1991年,乡政府把亏损最严重的农机厂交到他这个“神人”手上。这一次,曾是空军通信兵的他决定,让农机厂转行生产通信电缆。
他知道,通信业就像是一个国家的神经系统,改革开放需要这个系统灵敏迅捷、触及八方。
崔根良果真再发“神威”,虽然既无资金又缺技术更没人才,但通过“借蛋生鸡”——与江苏国有企业联营,通信线缆厂同样是很快就扭亏为盈。
不过,崔根良做事情从来不止看眼前。虽然只念到两年初中就辍学了,但生在吴越争霸之地,他可是听着“财神爷”范蠡的传奇长大的。
范蠡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商,最看重待时而动。这个“待时”不是被动等待,而是要“藏器于身”,做好准备,这样才能在时机到来时张网捕鱼。
对于一家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乡镇小企来说,要想生产高科技的光缆来说,简直是异想天开。不过崔根良有绝招:“借梯上楼”。
从1973年开始,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梓森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研制光纤。虽然当时处于封闭状态,无法借鉴国外技术,但他采用了石英光纤、半导体激光器和编码制式通信机正确的技术路线,使我国在发展光纤通信技术上少走了不少弯路。
1979年,赵梓森和同事拉制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根实用光纤。1982年,国内光纤通信第一个实用化系统工程在武汉开通,标志着我国光纤通信技术已发展到生产和应用阶段。
但由于自身工业基础薄弱,原邮电部决定寻求与外企合作,1988年与武汉市、荷兰飞利浦公司共同创立了长飞公司。
当崔根良1992年初托人找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时,对方对他表示了怀疑,“这种产品都是部属大企业在做,你们乡镇企业一下子是进不去的。”武邮院长江廷林说。
“我知道。不过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讲究市场规律,只要我们做出高质量的光缆来,就会受到欢迎。”崔根良展现出他固执的一面。
那一年春天,他深受“空谈误国、实干兴邦”的鼓舞。虽然农民出身,但当兵的经历让他体会到“只要学习就会进步,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”。
被崔根良的热情感染,又看到他务实能干,当年4月,武邮就与吴江通信线缆厂合资成立了“长江光缆联合公司”。秋天,他们收开云 开云体育官网获了华东地区第一根合格光缆。
此后,这家乡镇企业果真时运亨通。我国加速布局光通信,在传输干线上全面取代电缆。亨通在这一波建设高潮中成为光缆主要供应商,并改制为民营企业。
世纪之交,全世界都处在互联网亢奋中,光纤消费量也随之暴涨。但2001年年底,互联网泡沫破裂,光纤泡沫也被戳破。世界光纤需求量下降三分之一,市场严重供大于求。
与国外市场相比,中国光纤需求尚未饱和,成了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倾销地。此前,国外普通单模光纤最高卖过每芯公里1700元,此时从韩国进口最低只有百元。
这使得停留在低端模块、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遭受的冲击最严重,中国光缆企业从最多时180家锐减到60家。
亨通光电2001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都增长了100%以上,到了2002年却分别下降21.25%和42.70%,这让崔根良意识到掌握核心技术的紧迫性。
当时国内大部分企业是购买美日光纤材料进行加工,不仅成本高利润低,生死也由别人掌握,例如康宁就曾宣布好几个月停止出售光纤给中国光缆商。
崔根良从全国各地请来专家为亨通发展支招。通信专家周仲麒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光纤是光缆的原材料,亨通要做强做大,不能只做光缆,而必须掌握光纤光棒技术。”
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设备、模拟学习,再到自主研发,亨通全面掌握了光纤拉丝技术。但最核心技术、独占产业链70%利润的光棒还是不能生产,仍然被人“卡住了脖子”。
80年代,曾有数家国有企业、研究所投入大量资金做光棒技术研究,但都徒劳无功。就连长飞也只能做光纤不能做光棒。一个民营企业要自掏腰包上此项目,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
像高锟一样的科学家可以技术至上,不害怕失败,因为他们成功一次就可以功在千秋。但一个企业家却需要谨慎行事,一失足就可能成千古恨。
但有些事情,是你想绕也绕不过去的。汽车、大飞机、半导体的产业发展已经证明,外国公司是绝对不会把核心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。
光棒技术也是如此。有一次,崔根良在与一家日本公司谈合作时,日方指着协议说:“你们要想合作,就只能按既定协议内容执行。”
虽然连专家都劝他“没必要冒险”,但他坚定地表示:“对国家来说,落后就要挨打;对企业来说,落后就要受制于人。办企业,就要有骨气、有志气。谁都不去搞,中国光通信产业看别人脸色,必然丧失主动权。亨通砸锅卖铁也要上!”
此后4年,亨通连续投入6个亿,200多名研发人员日夜不歇地在研发车间里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。
期间,有人劝崔根良:“不能投了,看不到底。”崔根良也曾在研发车间外徘徊,但是为了不给研发人员压力,持续好几年,硬是忍住没进去。
直到2010年8月7日清晨,捷报传来,崔根良才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研发车间。看着这些心血结晶,良久他才说了一句话:“今天,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”
至此,亨通完全拥有光纤、光棒自主知识产权,打破国外技术垄断,使得中国在世界光通信领域拥有了线G建设相继展开,国家实施“宽带中国”战略,中国光纤产业再次进入发展的快速通道。
通信是迭代技术,而且迭代速度越开云 开云体育官网来越快,崔根良和亨通没有时间享受胜利的喜悦,就要为下一次战斗准备。
所以,一个人或是一个企业的成长不在于起点高低,关键是能否持续成长与进化。
崔根良一直强调要立大志:“‘立小志者常立志,立大志者立长志’,只有胸怀大志,做具体的事才能站得高、看得远、想得深。”
是通信建设将互联网普及,将信息平等,将万亿大众纳入到消费大循环和舆论场里,吹活了这一池春水。
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,需要亨通这样的“大国重器”作为“定海神针”,才能在全球竞争中从容自若;需要崔根良这样的“四敢”,才能立于全球潮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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